一席YiXi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

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

张沁文， 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 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

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 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 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 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 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

周轶君，纪录片导演、写作者。 走过那么多国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都是适合自己的土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教育的改变，同样从具体的细节开始。 2019年和2024年，周轶君用两季《他乡的童年》带我们前往世界诸国，探访当地的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希望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 在德国和法国，孩子们...

蒋政宇，麻醉医生 不同于专注于某一个疾病的内外科医生，或者关注某一类人群的儿科、妇产科医生，麻醉医生的工作贯穿了从婴幼儿到中老年的生命历程。我在手术室里听到过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也送走过器官捐献患者的最后一声心跳。从这个角度来说，麻醉医生守护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醉医生并不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他们在手术室中默默地关注着病人的每一项指标变化，为手术保驾护航。他们不直接治疗特定疾...

姚璐，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旅行不仅让我看见了中东女性，也让中东女性看见了我，看见了女性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些保守地区，我的女性沙发主对我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她们眼前，让她们真实地看到了女性未必只能过一种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生活。女性可以去登山、去徒步、去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做风光摄影师时，姚璐经常被问到“你一个女生，怎么一个人出来旅游呢？”性别成了左右生活方式和评判...

郝南，卓明信援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主任委员。 能够亲手影响到一个生命的生还，是很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来从事这项事业的目标，但在这么多次的灾害当中，我们很少明确地知道，某个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拯救的。我们希望的不是说大家被困了，然后我们把他救出来，显现了某种英雄事迹。更成功的救援是，大家提前就转移走了，不要被困在那。 卓明信援是一家致力于解决灾害援助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公益...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包产到户政策当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全国范围来看，用一刀切的方式制度化之后权力关系会被固化，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就很难纠正，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有学者说，中国的小土地所有制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我个人认为保护农民生存权最重要的方式，是赋予他们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一个“小岗村神话”——1978年底的一个冬夜，安徽小...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传统故事里，路人都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短视频里的男主人公都叫大壮、小帅、阿强，女主人公叫小美、翠花，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叫作女人。黑社会叫丧彪，小喽啰是卡拉米，所有的理发师都叫托尼，隔壁住的那个人永远姓王。 施爱东本科毕业于大气科学专业，却机缘巧合地走上了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最近20年中，他一直耕耘在故事学领域，关注民间故事的发生、传播与变异。 他总是...

牛童，摄影师。 他们来到城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只要能赚到钱，可以没有社保，可以没有补贴，可以没有假期，可以一年四季到处漂泊。每当春节来临，他们就带着这笔钱回家，修楼、买家电、发红包、和朋友气派地打牌。那一两个星期的日子，仿佛要把在城市里生活的压力全部发泄出去。春节结束，他们又回到城市生活中。 2020年开始，牛童用了3年拍摄了一组名为《快递》的照片。 这组照片开始于母亲成为一名快递员。牛童不希望母亲...

宗树人（David A. Palmer），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现代的自我可以说是分裂的，是受伤的、遭受挫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苦难，它激发了一种疗愈文化、灵性修养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生活导师、身心灵的整个产业……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实都比较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北美出现了一批道教养生团体和企业，提供付费课程、书籍、精油，也组织来中国的旅行团，在五花八门的灵性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

战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北京郊区的农民们，以及重庆的安置社区里的人们，慢慢地变成了为发展让路的人。让路并不意味着他们跟城市化无关，他们往往会拼尽全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但最终会发现，因为自己的弱势，他们很容易成为承担高风险后果的那群人。 过去十五六年间，战洋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流动人群，关注他们为什么来，又为什么走，还有在来和走之间如何生活。 2013年，战洋开始在...

陈东楠，纪录片导演。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 2008年夏天，读大三的陈东楠在实习时看到了人生第一部独立纪录片。主人公不那么光鲜的侧面，在纪录片镜头的包容下却成为...

李纪，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读到高神父的这些记录，我常常会有一种抽离感。在我们的主流叙述中，20世纪上半叶，东北和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人们焦虑不安，到处都有死亡、瘟疫、土匪肆虐、政权更迭。可是在高神父的家书中，他的情绪是平稳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 2004年，李纪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搜集资料时，在卷帙浩繁的法文、拉丁文档案中，偶然发现了三封中文书信。写信的三个女孩姓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