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 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 1000个村镇 ，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 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 对话。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

毕赣，电影导演、编剧 加油站门口有很多卡车司机，每天早上大概7点钟，他们就会疯狂地在外面叫喊，“加油、加油”，每天早上被人家莫名其妙地加油，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鼓舞了。一个星期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在回凯里的大巴上，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一个特别会拍电影的人。 1989年出生的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这部拍摄于家乡贵州凯里的电影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部剧情长片。 2025年5月25日，毕赣执导并担任编...

陈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 我们被通勤距离、周边配套设施、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局限，不知道该吃什么。出门吃饭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像的菜单和预制菜的漩涡。看似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过厨房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在餐桌前吃过一顿饭了？当吃饭成为一件可以被牺牲的事，生活的价值感也随之丢失。 “吃饭还是一件重要的事吗？”从小跟着父母在厨房打下手...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 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 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 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 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 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 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

张赛，工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 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 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 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

久违的席外话突然更新了。这次是一期线下活动，录制于今年春天杭州的跳海，谈话的人是漫画家陆冉和音乐人小老虎。 这次活动是因为一席策划的第一本书《相反的人》正式出版了。这是一本可爱又智慧的四格漫画，也是陆冉的第一本书。主角小反，一个事事喜欢反着来的屁股脸小人。据说他的名字来源于那句你可能从小听到大的话，“还反了你了”。 小反有两个朋友，老实人大黑和厌世者雪人。这三个漫画人物像三个伙伴，也像一个人的三种状态...

岜農，音乐人 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