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宝 | 听三毛讲文物

药师如来坐像，像高49.7厘米，榧木材质。根据其造型特征，这应该属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佛造像。佛像的脸型呈扁圆形，额头和肉髻高耸，下颌较窄。 日本佛教艺术的创作在8世纪到13世纪间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显得非常丰富。日本为佛像发展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有时甚至结合了印度教和神道教的风格，可谓多样，富有创造性和非常大胆。

潘趣碗，高11.1厘米，直径26.4厘米，出自景德镇。碗表面用鲜艳大胆的色彩描绘出中国园林的景象，园林中则是夫人们带孩童玩闹的生活情景。 潘趣碗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物，如今成为了很多显赫家族的纪念品，或是博物馆的藏品。

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通高40厘米，足径约10.4厘米。此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青，晶莹剔透，是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中的精品。 如今，这件宋青白釉花口凤首壶成为了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刘和”玉枕，长28.7厘米，宽9.5厘米，高8.5厘米，1996年于徐州火山刘和墓出土。长方体，枕面与前后两侧各镶贴有三组玉片，并以金箔切条贴在玉片上组成菱形及三角形图案，周边以金箔包边。 玉枕的流行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分为西汉早期、中期、晚期，东汉早期、晚期五期。主要集中使用于西汉早期，这一时期可谓是玉枕的繁荣期，无论在品种、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

和服（Kimono），长182厘米，宽134厘米，来自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日本。这件华丽的和服上的图案是一个戏剧化的主题，它与中国的石桥传说有关。传说在某个陡峭的峡谷上架有一座桥，那是被誉为通往佛教天堂的地方，由石狮守护。 时至今日，和服依然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下生生不息。和服的崛起之路，十分值得我们国内近些年逐渐火热起来的汉服文化借鉴其经验。

银鎏金凤壶，高12.6厘米，壶径10厘米。此壶为直口，圆唇外卷，高颈，折肩，鼓腹，圈足，一侧带鋬（pàn）耳。通体錾刻卷草纹，壶口及肩部的卷草鎏金，满地鱼子纹。颈部及腹部各錾刻有两只鎏金飞凤，双翅张开，凤首回望，左顾右盼，动感十足。这件银鎏金凤壶整体造型具有浓郁的粟特风格，是辽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四舞俑铜鼓，通高27.2厘米，面径17.5厘米，于云南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鼓面上的立着的四个舞俑，四人背对而立，微微曲膝，跣足。其中两人右手持一铃，左手持棒，皆戴高筒尖顶帽，帽上系飘带，下垂至臀部以下，内着对襟短袖长衫，外着长披风拖至足后，腰束带，前腹佩圆形扣饰，佩大耳环，颈部戴多层项饰垂于胸前，一人右手腕戴宽边玉镯；另两人双手横伸作舞蹈状，皆梳高髻，髻上系飘带，内着短袖长衫，外着下垂至地的长披风，束腰...

清王炳荣款法华瓶，撇口，细长颈，溜肩，深腹，腹下部内敛，底部为圈足。全器以法华工艺制成，通体施孔雀蓝釉地，瓶口、瓶颈无纹饰，肩部、腹部制作荷花、鹭鸶图案，施以白、绿、黄、紫色素釉；鹭鸶形象逼真，荷花刻画细腻，长茎、宽叶、花瓣均凸起自然，层次清晰，色泽浓淡适宜，体现出较好的透视关系，从瓶面图案中的鹭鸶、莲花等内容看，其寓意为“一路连升”传统题材。瓶底亦施孔雀蓝釉地，中央雕刻阳文篆书“王炳荣作”4字2行双方...

牛头铜饰，长19.5厘米，宽10厘米，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整体为1个大牛头，其双角上各卧1头小牛，额前另铸1个牛头；其下有两条蛇盘绕，蛇口咬住大牛之双耳。牛头的毛发和蛇的鳞片等细节表现极为精细，牛、蛇搭配的造型表现也非常独特。这件牛头铜饰是滇国常见的“峰牛”。

骆驼纹青铜饰牌，长10.4厘米，宽6.9厘米，厚0.2厘米。整体呈方形，上部边框为相连的两个半圆状的弧形，下部边框呈直线。主体纹饰为一只俯卧状的骆驼，颈部用羽毛状的纹饰装饰。骆驼周身通过发散状的纹饰与边框相连，边框用凹入草叶纹装饰，底部边框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花纹清晰，造型生动，是难得的精品。

狩猎场面铜贮贝器，通高65.8厘米，底径45.2厘米，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整件贮贝器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器盖单独制作，以活扣与鼓身相连，下鼓焊铸一底，上鼓足部焊铸4头卧鹿，下鼓足部焊铸4头卧牛，胴与腰部之间有4个绳纹耳。这件狩猎场面铜贮贝器是目前出土的滇国文物中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它不管在器物造型方面，还是在图案组合与布局方面，亦或是在纹饰雕刻工艺方面，都具备了相当成熟的高技术水平...

青铜棍棒头，整体呈八棱形，棱平面上有的设尖状突起。中心有圆形銎孔，最宽处5.5厘米，厚2厘米，銎内径1.8厘米，也可装短柄用于抛掷击打。棍棒头、流星锤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狩猎文化中。

镶石舞人圆形铜扣饰，直径7.1厘米，于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这件铜扣饰运用了雕刻、镶嵌等装饰工艺，整器鲜艳华丽，精美绝伦。扣饰整体画面呈由内而外的放射状，器面正中凸起处镶有一颗圆泡形绿松石，围绕中心镶嵌有三周小的环状绿松石片，其外透雕十八个手拉手作舞蹈状的人物像，其衣后均拖一后幅，即所谓“衣着尾”之俗。

立牛曲管铜葫芦笙，高28.2厘米，1972年在云南省玉溪地区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中出土。这件葫芦笙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器体正面开有5孔，背面开有1孔。出土时笙腹内有残断的竹管痕迹，说明5孔处原来应插有竹管，可惜已腐朽无存。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小牛呈站立状，角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造型奇特有趣，构思精妙，制作工艺精湛。

纯金罟（gǔ）罟冠羽毛筒，直径1.5厘米，高5厘米。这件罟罟冠上的羽毛筒通体采用掐丝工艺形成多层镂空的效果，筒身镶嵌米粒大小的珍珠，形成花朵纹样，尽显雍容华丽。罟罟冠作为古代蒙古族已婚妇女典型的服饰品之一，在我国服装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

宣统元年大清银行兑换券一元（李鸿章像、奉天），纵8.3厘米，横15.3厘米，由著名收藏家吴筹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师遽（jù）方彝（yí），高16.4厘米，口纵7.6厘米，口横9.8厘米，腹纵9.6厘米，腹横20厘米，底纵7.5厘米，底横9.6厘米，腹深7厘米，重1620克，为西周恭王时期的青铜器，由著名收藏家丁燮柔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清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高10厘米，边长10.5厘米。印面呈正方形，宽边，印文为朱文兼镌满汉两种文字，共有三种书体。清代传世银质官印很少，非常珍贵，这枚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对研究我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带铭铜戈，援长而狭，稍向上扬，上下刃呈平滑美观的弧线。长胡，阑侧有狭长的三穿。内狭长，三面有刃，上有一个三角形穿。戈是商周流行的一种进攻性兵器，以玉为戈始见于40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其后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由于玉石质地坚脆，无法进行实战搏击，且大量出土的玉戈无使用痕迹，可知玉戈应为仪仗器。而作为兵器的戈，则用青铜或铁制成，曲头横刃，装有长柄，其突出部分称为援，援上下皆刃，用以横击、钩...

赵之谦“赐兰堂”石章，纵3.4 厘米，横7.3 厘米，高4.8 厘米，为青田石材质。这枚方印上有矫健的龙纹，体态灵活，极具动感。印文取法邓石如流畅圆转的书法，神完气足，气势酣畅，刀法峻健，是一件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作品。

北魏“延兴五年”铜鎏金立形释迦像，高32.5厘米，背光宽6.6厘米，1967年于河北省满城孟村出土。这尊立像形体较大，躯体雕刻精美，强健有力，整体而言风格较为华丽，是北魏中期佛教造像的精品。这尊立像是北魏有明确纪年的少数金铜造像之一，十分珍贵。

青玉宴饮图插屏，直径21.6厘米，为清乾隆时期的玉器。玉插屏是清代较为盛行的陈设品，琢制方法主要有阴线、浮雕，一般插于木座上。清代玉雕是在继承我国传统琢玉工艺基础上，又吸收同时代其他工艺美术和外来文化的涵养而发展起来的，碾琢精湛，风格独特。

清乾隆唐英敬制款白釉观音，高19.5厘米，宽21厘米，厚13厘米。观音像呈半跏趺坐，头戴风帽，束黑发高髻，眼帘自然下垂，眉目清秀，形象端庄，身体比例匀称，衣纹线条流畅，给人以娴静、肃穆、安详之感。背部竖式长方框内暗刻阴文“唐英敬制”四字篆书款。这尊观音像原本被供奉在皇室佛堂，是乾隆皇帝内宫礼拜的圣物。 这件唐英敬制款白釉观音像，为乾隆亲发御旨、审批样式、督陶官唐英亲理窑事，监督烧造，目前可知传世仅两件，一落...

契丹文铜镜，直径26.2厘米，1971年出土于吉林省大安县红岗乡永合村的金代遗址中，这是一件金代沿用辽代的遗物。铜镜作八角形，镜背面铸契丹小字五行，用界格分开，铭文由左至右识读。这面契丹文铜镜铸造精湛，纹饰清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仅有的几面契丹文铜镜中镜面最大、文字最多的一面，对于研究辽代契丹族的文化和社会思想等，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齐按盾武士俑，高67厘米，肩宽20厘米，196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上三汲村北齐崔昂墓出土。有学者提出，这件北齐按盾武士俑盾牌上的练拳人形象，是研究我国拳术史发展的重要资料。